吉林省公安厅一女干部获刑：两次收钱办事都没办成，被举报******原标题：吉林省公安厅一女干部获刑：两次收钱办事都没办成，被举报近期，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吉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原主任科员齐眉的二审判决书，这名女干部曾在2009年和2014年分别收受他人55万和60万，但两次都没“帮忙”办成事，她也因此先后遭到了两次举报，第一次令她行政撤职，第二次举报则致案发。 《齐眉行贿罪二审刑事裁定书》介绍，齐眉，女，1962年8月11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吉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主任科员，户籍地长春市朝阳区文化胡同4号吉林省公安厅宿舍3栋4门406室。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6年7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5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6月4日被逮捕。 此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齐眉犯行贿罪一案，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吉0104刑初35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齐眉不服，提出上诉。 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初，被告人齐眉受黄虹达、郭立东之托，帮助其办理在梨树县实验小学工程项目一事，齐眉通过杨石江找到时任梨树县县委书记李有昌，又通过李有昌找到时任梨树县文体局局长柳子德，请其帮忙办理，2009年5月27日，齐眉以办理工程项目需要费用为名收取黄虹达、郭立东人民币55万元。后因事情没有办成，黄虹达、郭立东多次找到齐眉索要55万元，齐眉于2010年12月6日、2010年12月13日、2011年9月5日分三次共计返还30万元。 到了2013年5月，黄虹达、郭立东将齐眉举报至吉林省公安厅监察室，在纪检委介入调查后，齐眉于2014年7月14日将25万元还清。对此，吉林省监察厅驻省公安厅监察室，于2015年3月给予齐眉行政撤职处分（由主任科员降为科员）。 另外，2014年7、8月份间，被告人齐眉得知吉林省公主岭市温州商城被省里通报消防存在隐患，并听说要进行消防改造，主动问李丹刚（李锦程的叔叔）是否有人想做这项工程，李丹刚提出李锦程（另案处理）想要做这个项目，齐眉带领李锦程、张佳思（李锦程的姐夫）到公主岭市温州商城找到时任温州商城管委会主任助理孟庆文（另案处理）让其帮助办理此事，孟庆文答应在权限范围内帮忙。2014年8月24日齐眉收受李锦程给其办事费用60万元，2014年8月25日齐眉将其中的40万元以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张银行卡后送给孟庆文。 到了2014年10月，在工程项目无果的情况下，孟庆文联系齐眉让其取回存有40万元的银行卡，但此事齐眉未告知李锦程。2015年8月李锦程见事情没有办成，并得知齐眉已将送给孟庆文的钱款取回，遂向齐眉索要60万元办事费用，齐眉以家中有急事而挪用该钱款，并向李锦程出具借条。后李锦程向吉林省公安厅纪委举报齐眉的犯罪行为，此案告发。被告人齐眉在案发时仍未将60万元返还给李锦程。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齐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齐眉给黄虹达、郭立东办理工程项目属犯罪预备，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被告人齐眉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系坦白，可从轻处罚。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三年，齐眉行贿赃款四十万元予以收缴，非法所得二十万元予以没收。被告人齐眉行贿赃款五十五万元从黄虹达、郭立东处收缴。 上诉人齐眉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齐眉的第一起行贿是犯罪预备不对，第一起齐眉不构成犯罪。第二起齐眉私留的20万元，原审判决认定是违法所得不对。原审判决认定齐眉不符合缓刑条件不当，原审判决量刑过重。 二审法院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齐眉行贿的事实清楚。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关证据均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质证。合议庭经依法全面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对上诉人齐眉的数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内生安全问题可能成为人工智能“死穴”******原标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内生安全问题可能成为人工智能“死穴” 从自动驾驶到智能家居，近两年，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发展迅速，科幻电影中曾经描绘的“人机共存”时代，似乎离人类越来越近。然而，人工智能足够安全吗？4月20日，在2019西湖论剑·网络安全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邬江兴、方滨兴和杨小牛，表达了他们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思考和隐忧。 
中国工程院院士共话网络安全。 25年前的今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就此拉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序幕，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方式迎来深刻变革。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仍然记得当年的场景。他说，大家感到“欢新鼓舞”，各行各业都在倡导“互联网+”。但在发展伊始，网络安全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导致了现在的很多遗留问题。 201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邬江兴深以为然。但他也坦言，同步安全和发展，对于全人类而言都是挑战。如今，人工智能应用正像互联网一样进入日常生活，各行各业须及早考虑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否则就会重走当年的老路。“不管是什么问题都会有副作用，必须在发展的初期来解决。”他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小牛，也有类似担忧：“人工智能会不会又像互联网一样，刚开始不考虑它自身的安全，最后发现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面临相当大的风险？”他认为，将来，如何让算法更加安全、可靠，是一个突出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提出，人工智能的内生安全问题，可能成为其“死穴”。例如，一个被贴上几张小广告的停车标志牌，人看到标志牌会觉得毫无差别，但算法识别就会出现错误。 方滨兴介绍，这样的错误，与人工智能的内生原理有关。人工智能靠大量的数据和神经网络学习，人能够看到人工智能的处理结果，但神经网络中还有很多人看不到的隐含层。因此，几个小广告，甚至是像素点的改变，都会导致人工智能处理错误。 “现在要关注网络安全的新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说，新技术带来了许多传统安全领域没有的新问题、新现象，必须予以重视。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如果黑客通过网络攻击获得了控制权，自动驾驶汽车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采写：南都记者冯群星 蒋琳 作者：冯群星 蒋琳
70年前北影厂成立，拍摄经典作品你看过几部丨日签******原标题：70年前北影厂成立，拍摄经典作品你看过几部丨日签1949年4月20日，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同年10月1日改名，即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厂拍摄过多部深受人们喜爱的国产电影，并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电影艺术家和技术专家，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脊梁。北影厂建厂初期以拍摄纪录片为主，先后摄制的故事片有《智取华山》、《龙须沟》等。1956年，另行组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后，北影厂改为摄制故事片的专业厂。此后，北影厂在影片创作上大胆探索，逐渐形成了以改编文学名著为主、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的艺术风格。北影厂拍摄了《祝福》、《林家铺子》、《青春之歌》、《革命家庭》、《风暴》、《红旗谱》、《烈火中永生》、《早春二月》等优秀影片，同时改编拍摄了《杨门女将》、《野猪林》等传统戏曲片。1976年后，北影厂除了拍摄《大河奔流》、《伤逝》、《骆驼祥子》、《包氏父子》、《寒夜》、《边城》等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外，还摄制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小花》、《瞧这一家子》、《夕照街》、《良家妇女》、《代理市长》、《迷人的乐队》等。此外，北影厂译制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经典电影，如南斯拉夫的《桥》、罗马尼亚的《我过去的朋友》、日本的《冰雪之门》、美国的《战地情》、法国的《电视杀手》和朝鲜的《桔梗花》等，极大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女装爱好者：在“他”和“她”之间******原标题：女装爱好者：在“他”和“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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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两姐妹被洪水卷走失踪 当地警方不予立案******（原标题：当地警方不予立案 称家长应负主要责任）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委宣传部今天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来的一份情况说明显示，对于两姐妹被洪水卷走一事（具体见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7月19日报道《甘肃一水电站泄洪 两名女孩被卷走》），兰州市红古区警方认为，这是一起落水儿童失踪的意外事件，不予立案，家长应该负主要责任。说明称，7月12日15时左右，红古区平安镇夹滩村湟水河道玩耍的两名女童不幸落水失踪。据了解，落水失踪的两名女童年龄分别为8岁和10岁，就读于西固区一小学。事件发生后，红古区平安镇党委、镇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将相关情况及时上报红古区委、区政府，动员镇机关干部及夹滩村村民搜救两名落水儿童，同时请求公安、消防部门出动人员赶赴现场全力搜救，镇党委、镇政府对家属进行了安抚慰问，并积极与西固区教育部门联系，通报了情况。7月13日清晨，平安镇机关干部和夹滩村村民与西固区教育部门相关人员继续开展了搜救工作。搜救中当地政府还动用了无人机。为进一步做好搜救和安抚工作，平安镇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应急搜救领导小组，并设立了搜救、安抚、舆情等工作组。连日来，各工作小组围绕各自工作职责，发动镇上干部及夹滩村村民沿河道一直进行搜寻。在情况说明中，红古警方介绍：7月12日15时47分，红古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求助电话，报警人称她的两个女孩，一个10岁，一个8岁，在河边玩耍时被水冲走了。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指示平安镇派出所协助搜救。红古警方认为，这是一起落水儿童失踪意外事件，不予立案。对这起意外事件，家长应该负主要责任，家长对孩子监管责任不到位是主要原因。针对家属反映河道没有设置明显标志一事，红古区水务局有关人员表示：他们查阅了相关资料，也咨询了上级部门专家咨询，法律并无明文规定河道管理人员设置警示标志和保证进入河道人员安全的义务。而且落水失踪地点上游为永靖福川水电站，该水电站属于永靖县审批监管，距离落水失踪地点不到3公里。平安镇负责人介绍，事件发生后，镇上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积极组织人员搜救，并对家属进行安抚慰问，“镇上做了许多工作”。红古区信访部门表示，其对家属上访反映的诉求做了耐心细致的接待和答复，对家属提出的水电站泄洪造成孩子失踪等问题，区相关部门都作了解释和说明，对其他责任追究的诉求已建议家属通过司法渠道维护权益。孩子的父亲并不认可警方的说法，他对记者表示：“两个娃娃是在裸露的河边玩，并没有下水，被水电站泄洪两米多高的浪卷走，这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悲剧。”他坚称，尽管水电站在临夏永靖县境内，但是孩子落水的地点属于兰州红古区平安镇，自己家两个孩子被水卷走，是政府对水电站监管不严的结果，大坝泄洪前无任何通告，属于安全漏洞，政府也有责任。当地宣传部门表示，目前，当地区镇两级还在继续配合家属全力开展搜救工作，同时，对家属上访的问题积极作好解释和疏导。（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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